赶考(四):“千年以降横渠路”

编者按:“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、明确方向,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、凝聚力量,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、砥砺品格。”2月20日,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讲话强调,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明理、学史增信、学史崇德、学史力行,学党史、悟思想、办实事、开新局,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,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。

为切实增强对全国青少年的党史教育、对一代伟人毛泽东传奇人生的了解,《中国青年》特邀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韩毓海同志撰写了《“说空话”与“办实事”》《“父老”与“子弟兵”》与《“赶考”》三篇文章。

《“说空话”与“办实事”》聚焦中共建党之初的1921-1925年,着重阐述了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与使命、道路与路线的曲折探索,阐明了“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”毛泽东以务实干事的态度对中国革命的性质、基础与主体力量所提出的远见卓识。

《“父老”与“子弟兵”》聚焦大革命失败后的1927-1931年,阐述了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失败后,创造性地开辟“武装割据”和建立“革命根据地”的“井冈山道路”的艰险历程,尤其是在对传统“农战”的继承创新基础上,建立“人民子弟兵”,并以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牢固确立人民军队根本性质的辉煌创举和开创性实践。

《“赶考”》则聚焦1945-1949年,毛泽东领导“人民军队”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“人民政权”的艰辛历程,并着重阐述了国共两军、两党性质的根本不同,我们也能由此体会到“人民,只有人民,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”的深刻含义。

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、博士生导师祝彦认为,三篇文章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三个时期为经,以其中的重要人物事件为纬,经纬结合,开合大气,既有史学的严谨,又有思想的火花,宏观与微观、历史与现实,结合得天衣无缝,兼具有穿透力的语言风格,不仅提供了大量中共党史知识,更给读者以画龙点睛的思考提示,是党史学习教育的好教材、好读本。

经此三篇文章,我们看到了一个历经百年沧桑的大党,是如何从新生时的不成熟、不自主,经由革命风雨的洗礼,一步步成长、成熟与壮大的。从中,读者既能明晓中国共产党赢得民心、获得拥戴的根本之理,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,更能从老一辈共产党人身上汲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德,领略忌谈空话、专办实事、躬身力行的魅力,真正做到明理、增信、崇德、力行的统一。

中国青年杂志新媒体特辟专栏刊发三篇文章,《中国青年》杂志从2021年第七期起对三篇文章予以连载,以飨读者,以此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。

得民心者得天下

1947年11月22日,毛泽东、周恩来、任弼时率领代号为“亚洲部”的中共中央机关、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共计600余人,来到了地处陕西米脂县城东南23公里的杨家沟。

毛泽东在这里住了四个月零二天。杨家沟,是党中央转战陕北期间,居住最长的地方。

后来的研究者们一般认为,毛泽东当年选择杨家沟,主要有几个方面的考虑:一是经过青化砭、洋马河、蟠龙,特别是米脂沙家店战役后,当时的米脂已成为陕北的大后方;二是米脂杨家沟离黄河很近,中央可以进退自如;三是杨家沟有充足粮食储备,可以供中共中央机关过冬;四是杨家沟有足够的窑洞,便于召开会议,特别是有利于毛泽东进行研究和思考。

这都是有道理的,但却还不是从“大历史”的视野去观照一个“小地方”。

杨家沟不同于转战陕北期间党中央住过的任何地方,不同于王家湾和神泉堡那样的小山村,杨家沟有厚重历史,甚至可以说,黄河边的杨家沟,是陕西乃至中国历史的缩影。

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,就要认真研究中国历史,就不能割断中国历史。

在杨家沟,毛泽东确实有了比较充分的条件思考和研究中国历史。他把杨家沟称为“中国革命的转折点”“中国历史的转折点”——这个评价,甚至超过了作为中国革命“落脚点”的延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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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家沟

杨家沟的主人并不姓杨,而是姓马,马家是陕北的望族。

进入杨家沟后,中央机关住在了马豫章家的院子里。马豫章,是马氏家族十二世掌门人,他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1930年在山西太原任互济会委员,1932年任中共甘宁青特委组织委员,参与组织了兰州水北门兵变,长期在汉中、北平、西安之间做地下工作。1933年冬,马豫章协助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从事联共反蒋抗日活动。西安事变后,马豫章任肤施县(今延安)县长,毛泽东称他是“白皮红瓤”的抗日县长。

在现代西北革命史上,马家有其特殊的地位。

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,中共中央扩大会议(即著名的“十二月会议”)在米脂杨家沟召开,而会址就是马豫章家的客房。

25日,毛泽东在会上作了《目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》的报告,这个报告的第一句话就是:“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,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。”

这个报告最鲜明的地方在于:毛泽东气势磅礴的“大历史”视野。他从一百多年来,中华民族、中国人民求解放的道路大视野观照当下,提出了“目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”。

毛泽东说:“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。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。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。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。这个事变之所以带着伟大性,是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一个拥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国家内,这个事变一经发生,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。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,还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世界的东方,在这里,共有十万万以上人口(占人类的一半)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。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到进攻,不能不引起这些被压迫民族的欢欣鼓舞。同时,对于正在斗争的欧洲和美洲各国的被压迫人民,也是一种援助。”

杨家沟是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转折点,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,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,也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奋斗征程的转折点。

从这样的“大历史”视野,毛泽东特别指出,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,主要就集中体现为人心的转变。

毛泽东在会议上总结了中共26年奋斗的经验与教训。他说,今天,我们最大的胜利,不是别的胜利,而是赢得了人心;今天最大的变化,就是人心动向发生了变化,是人民群众站在了我们一边,而蒋介石被孤立了,他失去了人心、民心、士子(即知识分子)之心。

“心”“人心”“民心”——特别是“士子之心”,这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范畴。而北宋以来,士子之“心变”,被陈寅恪称为中国历史,特别是儒家思想发展中的“大事因缘”。这种被称为“心之变”的转变,特别表现为,千年以降,一批读书人,由心向“仕途”、心向“功名”、心向“官府”,而转变为心向基层、心向民命、心系苍生。

北宋以来,随着科举-官僚制度的完善,这个制度的弊端——官僚主义、形式主义,特别是因追求功名利禄而造成的贪腐,也日渐暴露出来,尤其表现为士风、仕风、学风的败坏。正是随着对这条“读书做官”道路的批判与厌倦,一个觉悟逐渐在读书人中产生了,其中重要代表者就是张载。当护送父亲的灵柩回乡途中经过关中横渠时,张载下了一个决心:变仕风易,变士风难;变民风易,变学风难。倘若不能改变一国、一府,而可立志于改造一乡。

正是在横渠路上,张载的“心”变了,即由心向“仕途”、心向“功名”、心向“官府”,而转变为心向基层、心向民命、心系苍生。他产生了这样一种伟大的觉悟:中国读书人的出路,不在“往上走”,而在“往下走”,这就是深入基层,深入乡里,深入群众。这条路,被张载称为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”。

究竟是“往上走”,还是“往下走”,“横渠路”关乎天下兴亡。而毛泽东曾经这样说过:看一个知识分子是否是革命的,要看他是否愿意与广大劳动群众相结合。

这种“心之变”,被陈寅恪等人称为中国千年史的“大事因缘”,而在毛泽东的“大历史视野”里,“以百姓之心为心”“与民同心”,这是中华文明的优秀成分。

紧紧围绕着“民心”这个问题,毛泽东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此前26年的奋斗历史。他说,我们过去失败,主要是因为人心向背这个问题,是因为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解决。所谓统一战线,一言以蔽之,就是要孤立敌人,而不是孤立自己。而我们过去的错误,也主要在于此处。

北伐时期,我们本来不孤立,但党脱离了军队,脱离了农民,因为右倾而孤立了;十年内战期间,我党的主要特点或者缺点就是左,因为“极左”,不但在城市里被孤立,造成在城市立不住,而且在农村也搞赤白对立,对中小资产阶级实行过左政策,在农村片面地讲工人阶级利益,结果只能是把工商业很快搞垮,把基本生活也很快搞垮了;那时,我们虽然在农村还是有群众,还不能算完全孤立,但讲地主不分田,富农分坏田,把中间力量都得罪了——总起来说,是孤立了自己,而不是孤立了蒋介石,最后在苏区也站不住了。

抗战期间,我们就比较好,吸引一些政治上进步的基层开明绅士到人民政府工作,这是完全必要的,以后还要照此办理。今天,我们讲劳资两利,公私两利,这就是“不左也不右”,我们的任务是把工人、农民、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尽可能地团结起来,共产党必须站在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一边,而不是刻意地使人民对立起来,而且要格外注意:对学生,对知识分子,一定不要犯左的冒险政策,在这个问题上,延安审干,这是个极大的教训。

得民心者得天下,民心是胜利之本。这就是讲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历史经验相结合。五四运动以来,魏野畴、李子洲这些西北革命的播火者,就是“往下走”的,正是在这条中国革命的“横渠路”上,他们既与西北的劳苦大众结合在一起,也与杜斌丞、李鼎铭这样的地方开明人士团结起来,终于使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起来。

一家、一姓、一村、一国、一世界,莫不如此。

毛泽东的这些话,不仅是对中国革命的总结,而且也是对漫长中国历史的总结。毛泽东特别强调了团结开明绅士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个问题。所谓开明绅士,无非是政治立场上开明进步,而且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声望。声望就涉及民心,从政治立场、从社会声望角度分析阶级,而不是简单地从出身的角度去分析阶级,才能知道什么是“开明绅士”,进一步说,只有了解千年以来“往下走”的“横渠路”,才能深刻认识共产党人的“群众路线”,是有着广泛的“同路人”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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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杨家沟马氏家族十几代人绵延不绝,他们是开明绅士,也是陕北的族望,这个家族值得我们思考研究之处,其实也是“千年以降横渠路”这样的问题。

杨家沟其实不是一个村,而是个百年屹立的坚固城堡,这个城堡名叫扶风寨。

清同治年间,陕西爆发回民起义,为了防范回军攻掠,马氏九世祖马国士决定集资建寨。扶风寨据险成堡,它建在一座龙头凤尾的孤山上,山称龙凤山,四周涧水绕合、三山拱围,堡上设有瞭望台、炮台、水井、供排水设施,出入道路、广场、戏台等等。马国士还从左宗棠那里搞到了荷兰造红夷大炮数门,壮丁、细户以及家族子弟都配有来复枪、猎枪等武器装备。扶风寨南北寨墙均为双套城墙,各设两个寨门,南寨门为“骥村”门和“扶风寨”门——“骥村”的意思当然就是马家村,又因为马家的祖居地是陕西扶风,故堡垒名为“扶风寨”。

毛泽东在杨家沟的住处,是马家十代传人马醒民亲自设计建造的“上院”,这个院落,可谓是中国建筑史上的瑰宝。

马醒民,生于光绪十六年(1890),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,后留学日本,专攻土木建筑,学成之后,他立志回乡办基层教育。上院是他亲自设计、监督施工完成的,是传统与现代建筑的完美结合。一排窑洞分别为中式、日式和欧式,窑洞屋内建有洗澡间,洗澡间内设有进水孔和排水口;窑洞采用地下取暖,地板下面都是空的,设有走烟道,从外面窗下地灶烧木炭,炭烟通过烟道,使地板发热来达到取暖的目的。

当年,毛泽东站在上院城堡的大门口,曾经感叹说:这位建设者既懂得建筑、又懂得军事,既懂中国、又懂世界,是个了不起的人才。

在规划设计时,马醒民原准备在屋檐安上九个龙头,与扶风寨对面的暗九龙(即九个黄土山峁)相互对应,但风水先生再三劝阻说,九五之尊,九为极数,不可擅用。于是,马醒民就只安了八个龙头,而把刻好的第九条石龙埋到了院里一孔窑洞的地下。

“屯聚堡坞”:大一统郡县制的基层组织

扶风寨是典型的“坞堡”建筑,而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,它起源于所谓的“五胡乱华”时代,是中原百姓组织起来、自我保护的方式,有着约1500余年的光荣传统。

说到中国基层农民的“武装割据”,扶风寨是个典型。

什么是村、什么叫寨、什么叫吴堡(坞堡)?

日本东洋史学家宫崎市定有一个说法,他说:在古代中国,中原的国家,就是“城郭”的国家,人民只是在劳作时离开城郭,日落时依然回城郭休息,这就是所谓“海天明月上,城郭晚烟藏”。而村落只是在东汉后期才在北方大规模出现,这是中原人民与游牧民族对抗融合的产物,“村落”的来历主要有两个:一个是来自西北游牧民族侵入和定居而形成的部落和聚落;二是作为中原国家政策的屯田,“邨”的写法本身,正说明了它与屯田的关系。屯田不仅避免了征戍之苦,更使中原的治理体系深入边地,在边地形成伍里、乡党之制,既使军粮更为充实,更使中原郡县制度得以扩张。

中原城郭制度的基础,或者说秦汉郡县制度的基础,就是所谓基层“三长制”,即五家成一邻长,五邻成一里长,五里成一党长,党就是乡。因此,在陕西方言里,“乡党”者,就是指同一组织里的成员,而这个组织,既是民事组织,更是军事组织。我在《五百年来谁著史》里曾经指出,东汉末期,保伍制度——混合军法与民法为一体的组织形式,就是中原在与游牧民族对抗交融之中,在建立和控制村落的过程中得以推广的。正是村落本身所包含的融合军民的组织形式中,以及它与游牧民族部落制度之间的历史联系中,我们洞悉村的起源,才能看到“以农村包围城市”这一天才学说并非凭空产生,而是具有极其深刻的历史内涵。

因此,所谓村,起初就是寨,就是“屯田”的组织,也就是魏晋时代的“坞堡”。1000多年前民族大融合期间的中原人民,或者被迁徙,或者逃难而去,而剩下的那些“不能远离本土迁至他乡的,则自相纠合,屯聚堡坞,据险自守,以避戎狄寇盗之难”。所谓“坞”的制度文化,从而产生;而中国农村“武装割据”的历史,就此掀开篇章。

今陕北的吴堡,据说是因苻坚南征后安置吴地人口而得名(吴儿堡),但吴堡得名最直接的起源,似乎就是“坞堡”。“坞”字的原义,《后汉书·马援传》说是“小障也”,也就是小型的堤坝,也有解释为“小城”的。而《马援传》所记,乃是陇西太守马援为了防止羌族的侵犯而设置的“坞候”,也就是军事防御堡垒。永嘉之变发生后,人民为了避乱,利用天然要害之地形成供集团居住的壁垒。《水经注》中说,百姓在洛水河畔构筑的一合坞,高二十丈,南、北、东三面有天然绝壁,只将西面以人力堵住,此真所谓“山下旌旗在望,山头鼓角相闻;敌军围困万千重,我自岿然不动”。那时的北方,尽管到处都出现了坞,但尤以河南、陕西交界处为多。《水经注·洛水篇》就记载:“洛水所经,堡坞林立”;而究其原因,主要是因为河南与关中一带,多有既险阻又可以耕种,且有泉水灌溉之地,正是自给自足、可以长久支持的理想地方。

说起“屯聚堡坞”这种武装割据的形式,其主要特点有三:一是百姓“自相纠合”,凭险而守;二是推举精明能干、有公心之坞主(堡垒户主),建立邻、里、党三级组织;三是一边战斗一边生产,此所谓“峻险阨、杜蹊径、修壁坞、树藩障、考功庸、计尺丈、均劳役、同有无”。

上述这三条,使得在中原、江南地区被瓦解的郡县基层组织,在西北地区得以重建。

秦汉的郡县国家为什么会瓦解呢?最简明地说,就是因为汉以来的经济放任政策,造成了土地的集中,在土地集中的基础上,产生了官产学一体化的豪门大族,农民归附于豪族,造成户籍散乱,国家丧失税收,豪门专政,瓦解了基础的邻、里、党制度,国家丧失了动员基层的抓手,以至于到了东汉魏晋,只有在西北边地的坞堡、村落制度中,还保存着邻、里、党三级制度——或者说,还保留着郡县制的基础,而在广大的中原乃至江南地区,由于豪族专政,郡县制度的基础已经丧失殆尽了。

也正是感到坞垒制度意义重大,陈寅恪先生才在《桃花源记旁证》这篇名文中,通过绵密的考证断定:《桃花源记》虽为寓意之文,却是西晋末年以来坞垒生活的真实写照。他考证说:东晋末年,随从宋武帝刘裕远征长安的戴延之,遵照刘裕的指示实地踏勘洛水上游,因为无法到达水源而中途折返,其时他踏勘了百谷坞、檀山坞等,并且经过“桃源坞”这个地方。戴氏撰写的踏勘记名为《西征记》,刘裕当年一方面要考察的,是北方武装割据的情况,以此为全面北伐做准备,另一方面则是“寻根”——即找寻郡县制的基层组织形式。

陶渊明正是取材于此,而创作了著名的《桃花源记》;这也就是说:“桃源”本来实有其地,而非陶渊明的幻想,桃花源居民先世所避之“秦”,乃是扫平了北方,继而发动淝水战争的氐族苻坚之“前秦”,而不是指秦始皇的“秦”。而真实的桃花源,应在中原文明发达之陕西的弘农(灵宝)或上洛(洛阳)一线,而不可能在南方的武陵。    

说白了——坞堡,就是农村武装割据的形式,是“农村根据地”遥远的前身。当年,毛泽东率领井冈山下来的红军到达东固,在比较了井冈山根据地与东固根据地之后,他曾经说过这样著名的话:中国革命的武装割据有两条路,一条是王佐、袁文才之路,是谓“上山”;还有一条,则是李文林、曾炳春之路,是谓“下乡”。

这就是“上山下乡”一说的由来。

“上山下乡”,其要害也在“寻根”——即从基层出发,找寻大一统的郡县制之根。

从陶渊明笔下的桃源坞,到井冈山、东固,再到米脂杨家沟扶风寨,武装割据、“上山下乡”的灵感,源远流长,其源头也便是来自农民的坞垒和坞壁的传统。

读书人“往下走”“上山下乡”——这是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。实际上,自魏晋以来,农民的自组织推举出来的坞主中,不少便是读书人和士大夫。从东晋的庾衮,直到被郭沫若在《甲申三百年祭》中大肆讴歌的明代书生李岩,他们都是这样的读书人坞主。他们的行为,可以说是以开仓赈济、平民教育为职责,以“替天行道”为目的。用今天的话来说,他们就是精英分子与农民群众相结合的模范,是“武装割据”“上山下乡”的楷模。    

由于豪门大族的专政,郡县制的基础被瓦解了,邻、里、党的基层组织形式,只是在边地的“村”“寨”“坞堡”中还保留着,因此,要重建郡县制,只有走“农村包围城市”“边地包围中原”的道路——这是历史的结论。

魏晋南北朝时代,真正继承了郡县制精髓的,不是奉行豪门专政的南朝,而是北朝。正是由于读书人基于各种历史原因“往下走”,基层因为有了汉族读书人的加入,正是接受了他们的建议,北朝方才对自己的部落制度进行了彻底的改革。在北魏时代,提出均田、屯田改革的,是汉人儒生李安世;提出实行三长制改革,变鲜卑部落制为邻、里、党三级制度的人,则是李冲。正是因为继承了中华民族大一统郡县制的精髓,所以,西北地区,方才再次成为天下统一,中华民族、中华制度复兴的源头,这就是北周、隋唐崛起于西北的原因——进一步说,这也是西北成为中国革命转折点的原因。

郡县制、大一统的基础,就在村寨之中,就在邻、里、党三级制度之中。

秦汉尤远,魏晋也不近,而我们所知道的,是毛泽东书里写到的那些鲜活的主张、那些古老而年轻的语句,以及共产党当年在陕甘宁、太行山的实践。它表明:秦汉唐之制没有那么遥远,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孙悟空,中国革命的实践,就是真正的“复三代之制”。

在这条继往开来的“上山下乡”道路上,毛泽东与共产党人经历了太多的曲折与挫折。早在《井冈山的斗争》中,毛泽东就指出,我们的革命,是通过建立基层的组织,来重建国家政权与基层的联系,我们打倒土豪劣绅的目的,在于建立基层组织,而不是摧毁基层组织。在这条“往下走”的道路上,我们既遇到了敌人(土豪劣绅),也遇到了同路人(乡贤与基层父老),那些基层的建设者,与我们的方向是有一致之处的,因此,我们共产党人应该团结他们。如果我们实行过左的政策,如果实行烧杀政策,如果分不清土豪劣绅与基层父老、乡贤之间的区别,那就会造成那些中间力量,“挂起白带子”反对我们,如果那样,革命就会失败。

“久有凌云志,重上井冈山”——从井冈山到扶风寨,从王佐、袁文才,到曾炳春、李文林,再到杜斌丞、李鼎铭——当毛泽东与马豫章等人促膝长谈的时候,父老乡亲的亲切之感,必定是油然而生。共产党人与开明人士的共同方向,都是“往下走”的,他们之间是有共同语言的。毛泽东选择杨家沟,这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。

原文链接:赶考(四):“千年以降横渠路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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